陈荣捷：孔子的人文主义

孔子的人文主义

陈荣捷

如泛说孔子塑造了中国文化，这是毫无可疑的。然而，如缩小范围，说孔子也塑造了中国哲学的特质——亦即他决定了尔后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，或建立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模式——则似乎有些夸张。然而此说真实无误，它比一般所理解的还要来得真实。

晚近八百年来发展的新儒学，为中国思想放一光彩，其争论的主题，乃人与事物的性与理的问题（此其所以被称为性理学），宋（960—1279）明（1368—1644）时期，此种倾向尤为明显。环绕此一主题，气、阴阳（消极被动与积极活动的两种宇宙力或质素）、太极、有无、体用，以及天人合一等问题，亦由此展开。孔子与这些问题无涉，也未曾讨论。

《论语》一书中，理、阴、阳、太极等字词从未出现。“气”此一字眼虽曾数见，其用法却非物质力量之意。而孔子的门徒自言，他们从未闻夫子说及性与天道之事，除了在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此处谈到人性问题外，孔子再未涉及，而此种说法与后来正统儒家主张的人性本善复大异其趣。

本文的讨论奠基在《论语》一书之上，一般认为此书乃理解孔子思想最可靠的典籍。“格物”的问题源于《大学》，其他许多问题则见于《易经》，但这两本著作，一般认为并非孔子本人之原著，即使视同本人的著作，其中的这些题旨仍只是引而未发。所以，如说新儒家学者曾从中汲取灵感，或借之以佐证自己的理论，当不为过。然而，如说他们已为后来的中国哲学提出一纲要或理论结构，则未免推演得太远。

然而，单从《论语》一书考察，我们也可发现孔子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。尤要者他决定了其凸显的特色，即人文主义。

诚如前章所述，早在孔子之前，人文主义的趋势已显然可见，然而直至孔子，才使之成为中国哲学中最强的主导力量。他无意探讨神祇或人死后的问题，他相信“人能弘道”，而非“道能弘人“，他的思想集中在人的问题上面。他的主要关怀是由好的政府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所支撑的美满社会。为此理想，他主张好的政府应当以德治民，且以身作则，而不宜诉之刑罚或暴力。他也认为善恶的标准是义不义，而不是利不利（His criterion for goodness was righteousness as opposed to profit）。对于家庭问题，他特别重视孝道。至于一般的社会层次上，则主张“礼”，亦即合宜的行为。

详而论之，他相信所有人都可趋于完美，因此，他彻底修正了传统所说“君子”的概念。就“君子”此一词语的字面意义而言，乃“统治者（君）之子”的意思，由此引申而有“居上位者”的含义。理论而言，人是否尊贵，乃由其地位——尤其是血缘地位——所决定。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此词语共出现一百零七次，在某些场合，它仍然意指着统治者。然而在大多数用法里，孔子却用之于描述道德高超的人。

换言之，对孔子而言，尊贵与否已不再是血缘之事，而是人格的问题——此种观念实等于一种社会革命，当然，如说成是演进，也许更为恰当。然而，无疑的是因孔子之故，此新的观念乃能确立不移。他一再提及尧、舜、周公等圣王乃人格的典范，此想法似乎意味着他总是反观过去。然而究实而论，此乃他在寻求理想的人格，而非诉求超自然的存有所致。

孔子不但奠定了中国哲学人文主义的根基，也塑造了其间某些根本的概念，此处仅简要地述及其中五项：“正名”“中庸”“道”“天”“仁”。孔子坚持正名的必要性，不仅是期望建立名分与位阶皆上轨道的社会秩序，且希望言行之间能相一致，如用更具哲学性的语言表达，也可说是期望名实之间能相符合。在儒家思想，甚或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里，此种观点一直是不变的主旨。至于所谓的“中庸”，孔子并不仅仅意指节制，还指不偏不倚，恰为适中。在中国思想里，此亦是核心的概念。究实而论，尔后新儒家思想中阴阳与体用的中和等主张，并没有超出孔子此一概念。至于孔子对“天”的诠释，可以说与传统信仰的距离更为遥远。直至孔子之时，至高的力量被称作“帝”，或曰“上帝”，它是种人格形态的神祇，可是孔子从未曾谈到“帝”，但时常述及“天”。无疑地，他所说的天是具有目的性，且为万物之主宰。他一再说到“天命”，意即天之意志或命令。然而，对孔子而言，上帝已非诸神中之最尊者，亦非以人格之形态治理此世。它已一变而为超越的存有，它只监临在上，而让自己之道德律独立运作。此即“道”，文明由此发展，人由此遵行。此亦即“天道”，后来亦称作“天理”。

最重要的是，孔子赋予“仁”新的意义，此一概念后来变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。后来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，可说都是为了有助于人如何体仁。甲骨文中未发现“仁”字，孔子之前的典籍中，也只是偶一见之，且其意都是指特殊的慈爱之德性，尤其是统治者与臣属间的慈爱。然而至孔子时，这些意义乃大为转变。首先，“仁”成为孔子谈论时的主题，在《论语》四百九十九章中，有五十八章专门讨论“仁”，其出现次数共达一百零五次。其他的主题，甚至包含孝道在内，都未曾受到孔子师生间如此的注目。尤有甚者，他不像古人将“仁”视作一特殊的德目，而是将之转化成总德。当然，在少数的例子中，孔子仍将仁当成一特殊的德目，其意如同慈爱。但在大多数的例子里，孔子认为仁人即完人，即真正的君子，即金律之人，因为仁者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

为仁要经由“忠”与“恕”，方可达成社会与个人之和谐融洽。此是贯穿孔子谠训之线索，本质上它即金律，同时也是行仁之最佳途径（golden mean）。将仁的概念加以扩充，即形成新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论；也正是因为人心中都有仁，后来的儒者才会坚持人性本善的理论。

是故，孔子确为一传述者，但同时也是一创造者。就专业的知识而言，他不是一位哲学家，但如果没有他，中国哲学必然大异其趣。公元前551（或说前552）年，他出生于现在山东省的鲁国。他姓孔，名丘，传统上尊称他为“孔夫子”（以拉丁文称之，即为Confucius）。他虽为贵族后裔，但家道却已中衰。大约三岁左右，其父即逝世。显然，他是自修而成，虽然学无常师，后来却成为他那个时代中可能最为博学的人。

在二三十岁时，他开始崭露头角，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不遗余力奉献其心力于教育的人。他开创私人教育，为全体民众打开了教育之门，提出了为修养而非为职业的教育。环绕其周遭的是一群君子学者（由此开启了士人的体系，此体系影响中国的历史、社会甚巨）。

孔子年轻时，曾在鲁国担任低级职务，五十一岁时，仕宦为中都宰，同年又被任命为大司寇，其间可能又做过处理公共工程的司空之官。五十六岁时，他发现上司对其政策并无兴趣，乃开始周游列国（几乎费了十三年），思求改革政治社会，有些门生跟随他。可是他最后却失望了，因此在他六十八岁那年，乃返回其家乡教学，可能也在此时编写的六经。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他有门徒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享年七十三岁。